宋才发
新的社会功能：自然科学
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宋才发
（本文系本人在华中师范大学礼堂作的学术讲座，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10期转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6期转摘，被《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11期转摘）
一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社会科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的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可以把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就是社会科学。“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社会科学的出现比它还要晚得多，真正成为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后的事情。因为在以培根为代表的大多数科学家眼里，只有“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当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之后，人们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发现的唯物史观，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了一番深刻的审察，结果发现：除自然科学史之外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社会科学，归根到底也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所以列宁指出，在没有另一种能够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换句话说，“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较自然科学更为艰难。当马车和大车在交通工具方面已经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的要求，当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运输它的全部产品的时候，人们就发明了火车头，从而利用铁路来进行远程运输。这种自然科学的发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科学状况在更大的程度上仰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现和应用那些触犯社会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规律，却要遭到这些力量极强烈的反抗。对此列宁曾引用过一句著名的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过，在经济领域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经济科学的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法国和英国自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那天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就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公正科学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无私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的根本原因和实质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运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为社会科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马、恩历来重视研究自然科学，认为要在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博大精深且不赘述，仅恩格斯就曾进行过长达10年之久的关于自然科学的全面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脱毛’。”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载有当时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就，不仅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最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为社会科学的发展闯出了新路。也就是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物质生活、生产的客观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什么?总之，要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社会科学。对于这一切问题马克思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研究历史和现实社会的途径。这种历史观和途径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既然世界可以被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被认识，科学方面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材料也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材料。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泛的天地，并注入了活力。
马克思主义加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自然科学奔向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发生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所说的“奔向”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而是从自然科学内吸取那些对一切科学都适用的公共科学方法（如数学及其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认识的高级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性认识，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作为科学形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反映出的科学预见功能、思想解放功能和行为规范功能，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金钥匙”。为着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目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功能作用，加速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过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一体的巨著。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史”时，通常把它与“商业史”、“工业史”并提，这就表明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身就包含着科学发展史。1913年自由民粹派司徒卢威在《经济和价格》一书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自然规律的观念彻底破产了。1914年列宁在《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一文中针锋相对地说：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在社会的职能和发展中，不是没落，而是日益巩固。他抓住司徒卢威自己的话——“配第是当时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这一强大潮流最鲜明、最突出的代表”；进一步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大了。”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姻”，科学的潜在功能让位于科学的社会功能，传统的生产技艺让位于科学化（理论系统化）的技术的客观现实，就是雄辩而科学的证明。总之，科学的历史发展经历着从自然的科学研究走向社会的科学研究，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科学的进程。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
创造现实的物质财富是过去一切自然科学最基本、最主要的功能。自然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人类的生产、生活不仅是人类利用自己的体力，而且也是利用自己的智力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的过程。在智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只限于对自然物的采集、狩猎、捕捞等简单地直接地索取活动；随着人类智力的开化，到近代则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物的栽培、加工和改造等间接地索取活动。人类在劳动中总是不断地改进生产工具，锻炼使用工具的技能，并积累日益增多的生产经验。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的生产技能和工具构成了技术，而生产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就产生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科学。因此，“科学是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自然科学的功能作过这样的分析：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性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还曾引用过这样的材料：1770年英国科学技术造成的生产率与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是4：1；1840年比例变成108：1。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功能使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的时间内提高了27倍。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正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着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致富的手段，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顺应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历史潮流，而且通过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赋予它新的社会功能。自然科学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如下几方面主要的社会功能：
（一）推动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功能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的科学发现，但从来没有哪一种发现能够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那样，对人类思维和实际生活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自然科学每一个新成果的出现，往往都给唯物史观一次有力地论证或带来一个新的突破。譬如，20世纪初期创立的量子论、相对论和基因论，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基本粒子理论、控制论和分子生物学等，都是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它们有的给唯物主义原理提供了新的证据，有的丰富了基本原理的内容，有的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根据新材料对经典作家的个别论点和提法进行修改或赋予新的表述形式。总之，人类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学会了认识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从哲学的角度概括了所取得的经验，并为更充分地掌握自然界、征服自然界而加以利用，从而不断地推动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考，由于主要依据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因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在科学上只有严格控制实验的环境或者应用的环境，才能把一切现象完全孤立起来。只有知道一切因素之后，才能做出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又出现了新的特点：（1）最早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应用并取得重大突破的数学方法与电子计算机，现在已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应用；（2）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概念原理已广泛地为社会科学所吸收，产生了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3）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技术、生产、管理方面相互渗透和结合；（4）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和整体化日趋强烈。这些新特点突破了过去许多载入教科书的哲学观点，给辩证唯物主义增添了时代的精华。这主要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变革“实在”概念。近代物理学证明，由于观察手段对客体产生不可控制的干扰，独立于观察过程之外、同观察主体无关的客体，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实在。这就是说，实在是依赖于观察而存在的，离开观察过程来谈论实在就没有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二是揭示了现代规律的或然决定性。近代规律是严格的决定论。这种严格决定论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的挑战。在德·布罗意提出波函数之后，马克斯·玻恩对它作了几率解释，说明规律并不是严格确定的，不具有单纯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决定的。三是偶然性的重新发现和论证。现代生物进化论确认基因突变的发生是偶然的、不能预测的，只能用统计方法求得突变发生可能性的几率。由于突变是进化的前提，说明偶然性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四是突出了思维的创造性作用。在建立相对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认为在经济与普遍原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他的结论是：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总之，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
（二）推动经济科学研究的功能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问题。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发展了，或迟或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自从马克思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等观点，人们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素之一的认识已经不存异议了。但是在科学技术能否成为生产力中的“独立要素”的问题上，却素有争论。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独立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恩格斯关于“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的观点，不但得到了证实，而且为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专家和实际经济工作者所接受。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科学与生产的结合更加紧密。现在，科学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和强大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进步不仅改变着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着生产者的主观因素——劳动者的面貌。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智力因素的作用在提高，体力因素的作用在下降；在智力因素中，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在提高，一般传统性的经验和技巧的意义在下降。
经济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仅把它看作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忽视了它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的属性和所包含的自然科学的内容。从源流来看，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构成经济科学研究对象的基础，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是社会的生产活动。无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经济的作用过程都离不开自然的作用过程。尤其是在当代新兴的经济科学领域，出现了诸如技术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等，自然科学的一些方面已不再单纯是它研究对象的基础，而是直接渗透到经济科学对象中去成为对象的实体。由于经济科学吸收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而日益精确化、科学化。再从发展趋势看，现代经济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越来越朝着应用技术和重视效益的方向发展。可以预见，随着现代科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必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管理效率，引起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大变化，加速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功能
由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研究了近代自然科学并吸取了时代的精髓，因而早在100多年前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说，不仅没有过时，它提供的分析当时事态发展的科学方法，至今仍然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宇宙和社会规律、科学地预测和把握未来的钥匙。就“科学预测”而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预言科学的，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科学的预言。马、恩创立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之后，科学的历史的预测在社会生活方面才成为可能。当代英国贝尔纳教授（1901—1971）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依靠了马克思主义才找到了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认识到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新的科学证明和新的发展领域。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与传统工业的技术革命，造就了西方世界60年代“经济起飞”的所谓“黄金时代”。从未有过像今天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以至法律、文艺和社会管理方式、生活质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以当代“高技术”科学技术为标志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确实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要重新认识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要揭示社会多方面的结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整体性；要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人自身发展的关系；要研究全球性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一句话，从当代科学技术成果中吸取新思想、新方法、新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再从未来学研究的角度看，当代科技的发展也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和预测未来社会的理论，而恰恰是借助这个科学观来成功地发挥科学预见功能的。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加快，使人类活动规模空前扩大，从生物圈进入宇宙空间。与此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资源、能源、粮食以及生态环境等全球性的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当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科学的预见。总之，这些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诸多新问题的解决，既需要马克思主义发挥科学指导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从中得到新的补充。
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必须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既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自然科学家又应当自觉地成为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中具有三个基本的职能：一个是世界观的职能；二个是意识形态的职能；三个是启迪的职能。在这三个职能中，世界观的职能是最主要的。对这个问题恩格斯作过精辟地论述，他说：理论自然科学把自己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不能前进一步。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它没有这个原理就不能继续前进。由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科学家“企图超然”一切科学之上，不愿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而发生错误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必须指出，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的、发展变化着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时，对理论来说就不可能不是一个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的过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而不在于“赶时髦”。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老三论”也好，“新三论”也好，都只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新的手段或方法，决不能用它们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其形式、内容和结构有些什么新的突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运用。而人们常说的“多元化”之类的语词概念，往往强调了特殊性，忽略了普遍性，这就势必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偏差。尤其是当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有人还老生常谈培根关于只有“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那末，历史上那些误入迷宫的科学家所演出的悲剧势必要在他们身上再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